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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安:永远不要放掉心里那个惑

2018-05-14 本文已影响 418人  未知


慈眉善目的李安说话的样子特别真诚,他会把自己“害怕”“恐惧”“绝望”这样的真实心理向你坦白,没有任何的虚伪与浮夸。他对电影的态度,对内心的剖白,总会让人感觉“听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”。正因此,李安导演将在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大师班开讲的消息,一经公布,便成为媒体最为期待的电影节活动之一,谁让李安导演总是金句不断呢。

8月25日,李安导演在北影节大师班开讲,虽然远在美国,隔着屏幕交流的李安仍像在与你促膝长谈。他多次提及了“困惑”,对电影表达、对电影技术、对电影现状的困惑,对人生对自己的困惑。66岁的李安说,现在的自己明白了很多,困惑的却也更多,而在他看来,电影人不应该放掉心里那个“惑”,因为这是最为宝贵的品质。

性格之惑

我最安全的舒适圈是冒险

这是个很奇怪的心理

李安念初一的时候身高一米三多,高中才过了一米六,而且从小就爱哭,“一年级时我每天至少要哭一次,是很没有用的一个人,看电影如果是哭戏,我会哭到影院里所有人都在笑:‘你看,那个小朋友哭得好好玩。’而我还是停不住抽泣”。

因此,李安自言在现实生活中,是个很温和,甚至有点懦弱、胆小的人,但是他困惑于自己“一个从来不敢反抗、很脆弱很乖的小孩,也不知道为什么到了40多岁以后,净拍一些别人不敢拍的东西。所以,人是有很多层次的,我也在摸索为什么拍电影时我内心会那么勇敢”。

李安说自己很奇怪,别人尝试新挑战的话会担心结果不好,被观众嫌弃,而他却相反,这种“担心”反而让他有种安全感。而不冒险,却会让他非常焦躁不安,“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,我最安全的舒适圈是冒险,这是个很奇怪的心理,这只是我个人的心理,不能一概而论”。

李安坦承,自己拍片时也会有胆怯的时刻,但是那个害怕程度,远没有内心渴望去尝试、要放手去做的心理强烈,“其实我最初拍电影并没有明显的目标,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,只是对要做的有兴趣,这种兴趣强烈到可以压过其他的情绪,可以面对挑战”。李安说工作这么多年,他也不知道自己每次冒险,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跟着他一起投入,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群人会帮他,“可能这就是电影人的本能,对感兴趣的电影投入进去的本能”。

创作之惑

不断地去发现自己的惑

然后真诚地呈现出来

李安表示,自己的电影越拍越困惑,“我的电影不是给人解答,而是我内心的一种解析,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观察、表达,而不是一种陈述,并不是说人生该怎么样,而是把这些东西诚恳地表达出来。我们用电影的形象,和一个好故事,通过电影共同的体验、交流,去启发大家的思路,我觉得这其实是比较重要的”。

正是自己的“困惑”,使得李安有了表达的动力,成就了他多部经典电影。

李安以拍《推手》《喜宴》《饮食男女》等文艺片知名,但让他获得奥斯卡小金人,成为世界级大导演的,却是武侠片《卧虎藏龙》。那么,当时的李安导演为何会想到要将《卧虎藏龙》搬上银幕?

李安说,在拍摄《卧虎藏龙》的五年前,朋友推荐他看了这个小说,“玉娇龙的角色非常吸引我,我就想拍一部这样的电影。后来觉得李慕白像我,李秀莲很像我太太,玉娇龙很像我心里面想的却不敢做的人”。

想拍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则是因为李安在哲学思考上不知道怎样突破,“我需要另外一个空间,我就想拍这部电影,多加一个视角的空间,来突破我想表达的这个题材。电影反映我的人生,我不是一个有计划的人,不会计划我这十年要做什么,下一步要做什么。我对一个题材感兴趣的话,不管它是原创的,还是我从书本中得到的灵感,都是那个时候我最关心的人生议题,是我对社会观察的印象,是触动我内心的”。

李安认为,虽然孔子说四十不惑,但孔子讲的是为人处世的道理,“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,‘惑’其实是很重要的,我不是倚老卖老,如果你拿掉惑,或者说觉得自己不惑的时候,那拍出来的电影就很乏味,就是在说教,不会很真诚”。

李安说他喜欢老子的“道可道,非常道”,“讲得出来都是成见,不是最美丽最经常的道。我觉得做艺术的人、做电影的人,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真实地表现自己,表现你搞不定的、困惑你的东西,你去面对它。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诚恳的电影创作人,你要做艺术家的话,你需要不断地去发现自己的惑,然后真诚地呈现出来,很精彩地用艺术表达出来,我希望你们永远不要放掉心里那个惑”。

技术之惑

我其实对科技一点都不熟

是非常老式的电影拍摄者

自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开始,人文气息浓厚的李安导演变得硬朗理性了不少,他突然成了一位致力于电影技术革新的电影创作者。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中,他首次挑战3D技术,第一次拍摄数码电影。

2016年的《比利·林恩的中场战事》,不仅使用时下最先进的3D、4K摄影机,同时打破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,电影拍摄与放映24帧的公认速度,以5倍于传统规格,即120帧的摄制速率完成整部电影的创作。并且,为配合视听感官上的力度显现,影片大都是特写镜头。

2019年的《双子杀手》,不但没有放弃对高帧率拍摄的探索,在技术上又迈出新的一步,完全用数字技术创造了一个人类角色——23岁的威尔·史密斯跃然于银幕,与51岁的自己在影片中狭路相逢。年轻版的史密斯是利用CG技术对威尔·史密斯进行百分百的视觉动态捕捉,采取崭新的面部跟踪方式,从骨架、肌肉、皮肤、汗毛、情绪一一打磨,经由500名好莱坞顶尖特效师历经两年潜心制作而成。李安曾经笑说,为了研究让威尔·史密斯“返老还童”的技术,他比史密斯的母亲,更了解史密斯这张脸。

挑战电影技术,不过是李安电影表达的手段,“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,我其实对科技一点都不熟,电话我只会打出去,其他的功能都不会。所以,我和科技一点都没有关系,我其实是非常老式的电影拍摄者,而且介入非常深,我整个的心情都是放在胶片上面的”。

李安说,拍摄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时,他只是将3D当作一种服务于剧情本身的电影技术,是通过这种技术用以展现画面的深远意境,为影片在通俗与文艺的并置中找寻到商业的突破口。“这是我第一次拍数码电影,也是第一次接触到立体的感觉。拍到一半的时候,我发现很糟糕,因为我知道的东西、我表达的东西、我可以信任的东西,突然之间好像瓦解了,好像我不知道该怎么拍电影了。所以,我就开始了新的探索,进入了新的空间。我现在还是摸着石头过河,这10年我又拍了两部,我后面还有计划,我觉得我还在一个初步的学习阶段。”

在谈及《比利·林恩的中场战事》中的技术使用所遭遇的质疑时,李安说,“苹果和橘子不能比较,如同2D影片和3D影片也无法比较,2D影片大家已经做得非常好,胶片电影本身也是非常成熟的艺术。数码和3D技术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,它本身还站不稳,处在一个婴儿阶段,所以这个东西拿来比较其实不太一样。也不能说2D的不够用,需要升级,不能完全这样想,就是不一样的东西”。

李安坦承,自己对电影技术摸索这些年来,仍是非常困惑,“我和你们一样非常困惑,只是我比你们经验多一点,至少我知道电影必须要靠媒体才能够把你内心的抽象世界,将心比心地传达给观众。你依靠的这个媒体,不管是绘画、文字、胶片、数码,还是立体的、平面的,不管直接的还是间接的,它是你表达的依靠,你必须要和它产生一个很熟悉的依存关系,这样你才能表达。将心比心很重要,而要做到这点,你的技能是非常重要的,你光有一个想法还不够,你手上的东西,能让你玩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出来。有灵魂、有技艺,两个要结合起来,出来的东西才叫艺术,才能够打动人心”。

新技术对电影影响很大,李安以演员的表演举例,他说3D电影中,演员的表演就不能夸张,“以前2D时立体感是用灯光、摄影、化妆等各种方式去表达的,现在内心有没有东西、真不真切就看得很清楚了,表演需要更含蓄、更精致,不要那么夸张,内心层次需要更丰富,对演员的要求越来越高了”。

互联网之惑

你只有自己努力

做出观众在家里没有办法体验的东西

在华语电影导演中,李安无疑是一位卓越的代表。他的电影兼及传统与现代的伦理矛盾,观照东方同西方的文化冲突,并游刃于这种差异和对立间,以微妙的分寸感试图在文化多元、众声喧哗、认同分歧的现实生活中致力寻求一条和而不同的出路。他在创作上融贯了自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省思,以及对西方价值观念的体验与感受,将之升华为其影片美学意念的表达。

对于被认为是东西方文化融合得最好的华语电影导演,李安认为或许和他的成长环境有关,随后他表示现在的人类就是混杂的文化,“所有人都受到了中西文化的影响,这就是我们的生活,我不觉得有一个西方什么样、东方什么样的说法”。

李安表示,东方文化敬畏天地,强调人们对于团体的尊重,“人们希望能够融入社会,能够有序地生存,在天地中,人是非常渺小的。东方文化非常讲意境,像东方绘画,人都很小,天地山水非常大,里面的留白非常多,西方可能和他们的游牧民族有关,征服性、侵略性比较强,个人意志放在前面,讲个人的决定怎么改变世界。所以拍电影的时候,有时候我们比较吃亏,因为西方人拯救世界的故事会更好看。现在讲我们东方要怎么样融入,我觉得一个是新技术,观众需要新的东西,怎样把我们习惯的东西、我们擅长的东西、我们的强项,比如像意境、似有似无的结构,还有整体的崇敬天地的感觉,把它发挥出来,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是蛮有机会的”。

李安说,自己刚到好莱坞拍片时都不是高成本电影,“虽然是美国片、英国片,但也算不上特别好莱坞,所以自由度也还可以,因为它的经费不是很贵。拍完《卧虎藏龙》以后,我才算真的进了好莱坞”。

今年受疫情影响,影院无法开门,大批电影只能在网络上放映,传统院线与流媒体之间的矛盾也进入白热化。例如环球影业与全球第一大院线AMC关于电影“窗口期”的冲突,电影《花木兰》在北美也宣布放弃在院线上映,而走网络渠道。一时之间,不少人悲观地认为电影院终有一日会被互联网取代。

对此,李安表示,电影院确实受到很大打击,“观众不进影院,在家里看电影,你只能接受这个事实。你不能逼着观众进影院,谁也做不到”。

但是,李安的态度是互联网无法取代电影院,因为一个人在家里看单元没办法体验群体感、仪式感,“有人类以来大家都要聚在一起,这种群体感是影院以外没办法实现的。所以这是影院的优势”。

所以,李安认为想让观众走进影院,需要电影人的努力,电影人必须创新,要想新的办法拍片:“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诱因让观众心甘情愿地进去,我们要接受挑战,创作出新的东西。如果你做的东西和他在家里看的一样,甚至还没有那个好,你不能怪观众宅在家里。顾客永远是对的,你只有自己努力,接受挑战,做出他在家里没有办法体验的东西。”也因此,李安认为,受疫情影响,电影改革的时代可能会提前到达。

表达之惑

当真情流露的时候

就是最动人、我最喜欢的时候

虽然早已功成名就,但是李安坦言自己的创作并不能绝对地随心随性,创作的自由依然会受限,创作依然有不得已。

从制作工业而言,李安表示,拍电影会受类型片限制,“你不拍类型片根本就讲不通,你没有办法和人家沟通,因为电影工业100年时间,已经很成熟了,什么类型、什么东西、什么表达,它都有一个格式在里面。电影和人生不一样,人生什么东西都能混进来,而电影两个小时里面,要有一个叙事性。你要把旁边不相干的东西除掉,让它单纯一点,这样观众才能够跟随你的故事,去做一个情感的启发”。

李安坦言,电影工业因为已经有了固定的形态,所以要创新非常困难,阻力非常大,“比如说一个很小的东西为什么不这样做,它其实背后有很大的原因,你要和整个工业去斗争。一个人是扭不过机器的,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,所以有时候吃了很多暗亏,很多血泪往肚子里装,很难和人家讲为什么走不通,为什么拍摄变成那个样子,有时候不光是艺术和科技的问题,其实是你要和整个工业界、观影文化的斗争,非常困难”。

观众的观影习惯显然也早已根深蒂固,李安无奈地表示,有时观影习惯和你心里想表达的东西不一样,作为导演,这个改变、调和的过程也不容易,“尤其现在好莱坞的工业体系越来越成熟,观众会给你很多意见,这个真的很难应付。我觉得对我来讲是蛮大的困惑。这样的观影习惯,你几乎没有办法抗衡,除非你是做很小众的艺术片,一般的电影来讲,你必须要注意,这也是你的技艺之一”。

李安说,自己在电影里最想表达的就是那种无可奈何的心情,“你想做到最好,然后情况不太允许,这个冲击来了,那个冲击来了,还有你心里面两个冲击搞不定的时候,你怎么样去努力……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最动人的,就是真情流露,真情是需要这样才流露的,当它流露的时候就是最动人、我最喜欢的时候”。

回顾自己的导演生涯,李安以“一言难尽”来形容,但是让他自豪的是,这些年来一直坚持本心,拍摄自己喜欢的纯真的电影。

李安表示,这些年来,自己越拍,经验越多,搞不定的事情越来越少,但是“题材越来越难寻找,精力也没有以前强,看事情不像以前那么傻傻的,会比较尖锐一点,有时候会有讽刺的东西想出来”。

虽然现在记忆力、体力在衰退,但李安导演的冒险精神依然年轻,“我希望在电影表达上能够更自由,电影100年历史下来,形成的就是一部长片大约两个小时的规格,三幕戏,大家已经看得习惯了,甚至我觉得相当僵化了。我觉得以后的电影不管是长短,还是表达形式,各种方面,都可以更自由一点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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